陈序经：全盘西化？！

1932年，美国改良主义教育派代表人物，哥伦比亚大学林肯学院教授勒克来华调研文化教育问题。中国教育部希望勒克教授能对迷茫的中国教育指点迷津，定于4月初在岭南大学文理学院梁敬敦院长家里举行了一场改造中国教育的讨论会，40多位中外学者参加。会上，勒克教授强调了自己的观点，但随即召来一个年青人的强烈反驳，这个年青人叫陈序经，是岭南大学刚入职数月的哲学系教授。

陈序经

会后，陈序经立即发表了《对于勒克教授莅粤的回忆与感想》，公开表明勒克的观点是对中国教育的生搬硬套，并称其“简直没作过专门研究……我们只觉得他的意见太偏私了。”

从利玛窦“西书七千部来华”，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西学东渐的新文化运动，直到1932年7月傅斯年（笔名孟真）发表《教育崩溃之原因》，中国千年传袭的教育之路到底应该如何改革发展，一直困扰着各方学者。关于教育问题的论争，高等教育为最重要之一环，而高等教育中又以“文理之争”为最，文即中国传统教育体系，理则倾向于西方数理化等方面。

做为一个刚刚走上讲台的年轻人，胆敢叫板世界级的教育权威，何况这位教育权威的观点还得到了包括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在内的众多专家学者的赞同，与会者纷纷指责陈序经藐视权威目无尊长，在会上便不大不小地吵了一架。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在会上的发言称要在中国实行一种“欲使亡国的教育变为兴国的教育，制造游民的教育变为实用的教育，殖民地教育变为增加生产的教育。”虽然排比句喊得响亮，铿锵的发言也堪称振聋发聩，但陈序经不为所动只是报以一笑，响亮而干脆地回了一句话：

“空洞口号罢了，知道有病和能拿出方子是两回事。给你十年时间，你实现一个我来看。”

1.必须走西化之路

1932年5月21日，陈序经在《民国日报》发表《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一文，针对勒克来华所发言论及国内教育界在此次座谈会上决议的“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所需”的教育改革观点大批特批。

他以自己此前多次留学西方的实例，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大学教育，什么是职业教育，以及这二者的关系如何。为了后者的需要，职业教育的发展，实不容缓；为了前者的需要，大学教育之建设，尤为迫切。”他举例诘问，要造一辆汽车，是会打铁炼钢的工人重要还是懂技术会设计的工程师重要？“假如人人都上大学了，职业教育是用不着去提倡的，因为大学教育比职业教育还要专门和彻底。不过大学教育在中国太落后了，经济为需，不得不借用职业教育来补救一时之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更觉得大学教育刻不容缓，今欲舍大学教育而取职业教育，混乱颠倒，曷甚于此？”

对于专家所说的文科法科大学生出校后没有事做，结果是沦为有文凭的高等游民一说，他同样掷地有声：“试以大学农科及农职学生为例，除了做官、执教鞭和高等游民外，有多少是学尽其用呢？这已是社会学问题而不是教育问题了。你们所谓专家，连讨论如此简单的问题都要跑题，可见你们才是真正一无是处的高等游民。”

抢白式的反诘把文章推向情绪的高潮，一时弄得教育界极是尴尬，此次论争历时半年之久，最终居然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拨了头筹，而那些名声赫赫的教育大师们都面上无光哑口无言，一时传为笑谈。

1924年在上海

陈序经虽是初生牛犊，却绝对不是眼高手低只知夸夸其谈的虚浮子弟，他当时的眼界和学识、旅学经历，一般旧式中国教育前辈们还真的难望项背。

陈家世代打渔为生。海南岛四面环海，气候恶劣，出海打渔随时有性命之攸，陈序经的祖父阿运彰便是遭遇大风船毁人亡尸骨无存。于是祖父死后，陈序经的父亲陈继美便下了渔船，往返于文昌与海口等地做起了买卖，时常远赴南洋，去越南、马六甲等地办货没，多久便成了富甲一方的商人，在新加坡办起了商号，重心也渐渐转到南洋，成了橡胶和椰子大王。

陈序经这一代五男两女七个孩子，他排行老四，但两个哥哥相继夭折，他也顽劣异常，塾师甚至声称他根本不是读书的料。父亲无奈，将其转入新加坡。但是到了新加坡的陈序经似乎变了个人，学校里逢考必过次次头名，之所以突然好学，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自小就有一种厌恶洋人的心理，现在我到了新加坡，不只是居住在洋人的殖民地政府之下，而且要入洋人所开的学校。”之所以努力考第一，只是不想输给洋人而已，并非真正好学。

1919年，他初中时转回广州康乐园岭南中学，这是他与岭南学界的第一次接触，而让他想不到的是，从岭南学子到岭南学界领袖，他动荡而激昂的一生，从此都要与岭南学界牵扯着理不清的关系。

在这里，他多次离开又多次重返；首次在国内教育界提出了“文化学”这一概念；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一生爱侣黄素芬，相濡以沫生死以共到白头；还是在这里，他酝酿了“中国文化彻底西化”的教育思想，并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论争从岭南燃到全国，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二十世纪影响最久远、问题最尖锐、涉及面最广也最引人注目的中西文化大论战。

1929年在德国留学期间的陈序经夫妇

广州河南康乐村，几乎全部为康乐园驻地。康乐园是1888年由美国传教士哈巴博士创办的格致书院，1903年改称岭南学堂，次年校长尹士嘉开始购地扩建，始成今日规模。

康乐园地处岭南，背靠珠江，巨木参天，各式洋楼参差错落精致典雅。这些精巧的西式小楼里曾经住着陈寅恪、姜立夫、王力等一大批陈序经一个个鞠躬亲请的岭南大学的大师级精英，这些红极一时名动天下的学界翘楚都昭示着岭南大学灿灿生辉的历史。

1952年4月，康乐园改成了中山大学的校园。在康乐园的东北区，2004年9月，一幢小洋楼前钉上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的是“陈序经教授故居”几个字，那一天，是陈序经百岁诞辰。

就是在这间标号为319的小洋楼里，陈序经说了两句让人刻骨铭心的话，一句是：“身为校长，我是为教授服务的。”，另一句是：“全盘西化。”

2.岭南学校，全盘西化的主阵地

说到文化西学，从六岁起便留学新加坡的陈序经要比国内那些穷经皓首的老学究们有经验得多，所以，当他与勒克教授的论战刚一开始便引起了全国各界的注意。

1933年2月29日，陈序经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巡回演讲，主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公开其全盘西化论，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西文化论争的伊始。地点是中山大学礼堂（今广州市文明路215号），这里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诞生地——1924年1月，孙中山曾在这里改组国民党，制定“二联一扶”三大政策。

演讲当天的中山大学礼堂上悬挂着孙中山对中国教育的遗训，用来形容陈序经当时的心情再恰当不过：“把中国文化迎头赶上去，把中国民族从根救起来。”

1931年4月，陈序经（左三）一黄素芬（坐者）从德国回前前与德国同学合影

此次演讲陈序经开宗明义：“中国之南方为新文化之策源地，思想是最先进，中国文化之出路，无疑是要从彻底全盘西化入手。”

虽然新文化运动已经在全国展开，但是其身体力行的主要群体还是在北方，南方反而依旧随处可见“之乎者也之流”。陈序经的演讲稿一经发表，即遭南方各界抨击，大量的讨论文章都对其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

谢扶雅是陈序经岭南大学的同事，他首先以一篇犀利的《为中国文化问题进一解》向陈序经发难：“对于整块的西洋文化，应先施以大规模的解剖与分析，而不必遽加赞美或遽唱全盘西化。”强调讨论文化问题应立足国情，不能丧失民族自信力；随后广州记者张磬连续以《中国文化的死路》、《在文化运动战线上答陈序经博士》等文，指责陈序经之言论是“不言手段，只标目的的笼统宣传，必至一般青年盲目的崇拜西化，以至穿西装是西化、吃西餐是西化、住洋楼是西化”，提倡全盘西化，必将导致青年们“目眩心迷，应接不暇，无异是吞了矛盾的炸弹，年来中国文化界的混沌、紊乱、就是如此。”陈序经则反唇相讥，声称张磬是把追求西化与追求物欲结合起来偷换概念。

而国民政府侨务委员陈安仁则认为旧文化应以适应于新生活的需要为主，适应的自然便会保留，不适应的自然即要淘汰，主张顺势而动无为而治由民众自由选择。陈序经于是又扔出一个典型案例回击：“没有统一的指挥，由士兵自由攻击的战斗，胜算几何？”

大量反对陈序经的人认为陈氏论调是对西方文化没底线的崇拜和赞美，只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不到人与社会的关系，全盘西化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洋文化不可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生长。由此，关于西化与如何西化的问题之争迅速成为全国热议的话题。

1949年陈序经夫妇在岭南大学

这场论争的反对力量主要来自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北方人大多支持陈序经的观点，毕竟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在北方，南方相对还以守旧为主。陈序经的文章甚至被广州多家刊物拒载，所承受的压力空前之大。鉴于敌对观点过多，人物也过多，一一对阵难免“好汉难敌四手”，陈序经于是收罗了大多数的反对观点，统一进行回复，这就是著名的《对于一般怀疑全盘西化者的一个浅说》。

这篇文章就“全盘西化还是皮毛西化”、“西化与西货”、“全盘西化与中国国情”、等各方面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击，主要论战对象如吕学海、张君劢、何汝津纷纷败下阵来。

而岭南学校是一所教会学校，受西洋文化影响很深，西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在陈序经的登高一呼之下，岭南学校的师生大多以全盘西化论点为主，对此论点有深切的认同点，使得岭南学校成为当时全盘西化最重要的理论阵地，并且成绩卓然渐占上风。

陈序经也连续发表文章近百篇之多，虽然最终并未全面获胜，但一则当时文化论争的基础本就不清晰，常常一个核心观点最终被发散到“人文世界的整体受面上去”，二是此后不久陈序经便先是南下海南奔父丧，再北上南开任职，离开了岭南西化主阵地，但此次论争“总算已引起中国智（智慧的智，用以标明论争主要阶层）识界对这个问题更确定、更积极、更不容缓的态度和更深一步的注意了。”

1956年8月陈序经夫妇与女儿云仙

3.悲喜交集：女儿出生父亲去世

以一已之力搅得全中国为之侧目的陈序经居然是位生物系博士，这实在有点出人意料。

1922年，从岭南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但是沪江大学同样是所教会学校，沪江大学的外国教师告诫他说沪江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学生是不信宗教而可以毕业的。这反倒激起了他的倔强，一气之下转学到复旦大学改投社会科学学院，拿到学士学位后旋即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究生院主攻政治及社会学，以《现代主权论》的论文成功拿到了1928年的博士学位，他在学位证书后面题上了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段话做为人生信条，后来他回忆当年枪挑整个南方学术界的西化论战中，一遇气馁，便会拿出这张学位证默念后面这段话。

岭南大学牌坊

正是在伊利诺斯求学这段经历中，他不仅结识了林崇桢、张镜辉等后来名动天下的大学者，更详尽地亲历了西方学术思想和治学理念，初步形成了中西文化差异的互补和改良中国文化的思想框架。学成回国时，他特地从横穿了美国北部，转从加拿大取道东京，考察世界各国的治国治学之道，并于1928年底刚刚进入岭南大学任教时便提出了“文化学”这个新生哲学体系，由此才有底气与国内最知名的学者一较短长，也由此，他将毕业精力都垂顾于文化学研究。

进入岭南大学的第一个重要的人生变轨不是关于文化论争，而是遇到了他一生的伴侣黄素芬。

黄素芬从小便在岭南学院读书，上完小学后家道中落，考入岭南大学后，因为学费很高，不得已开始半工半读，1928年起任岭南小学三年级教师。

黄素芬之兄黄振权是陈序经的留美同学，也同在岭南大学主讲经济学，既是同窗又是同事，关系十分要好。每周五下午是岭南大学雷打不动的茶话会，学生教师只要有时间都可以参加。就是在茶话会上，黄振权带来了同为老师的妹妹，而陈序经则对“黄兄的妹妹”一见钟情。

为了找理由接近黄素芬，他一边央求黄振权多带妹妹出来玩，一边煞费苦心地把自己的妹妹陈玉英从海南接来广州 ，安插在岭南小学黄素芬的班上读书。黄素芬被其诚意所动，加上亲哥哥不住的美言，最终同意了陈序经的求婚。

陈序经夫妇结婚照

二人的婚礼是1929年8月20日在新加坡南天酒店举行的，出席婚礼的各界显要及同乡多达五百余人，极尽隆重，主婚人是时任新加坡领事的唐榴表兄唐兆诗，也是陈家的同乡，在国内政界极有名望。最引人注目的是婚礼上新娘的一袭西方宫廷式婚纱，即使是在当时的新加坡也是绝对的新潮。

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陈序经感知美国近代学术的起源在德国，于是婚后数日便携妻入德国基尔大学求学，继续研究主权论和社会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堪称精粹，“人家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资本论》是看俄文译本，我看的是德国原版。”每每提到此处，陈序经都不无得意。

如果说留学美国让他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播下了全盘西化的种子的话，那么在德求学期间，这颗种子已经发芽，以至于“每每想到这个命题，就不能不有很多感想。这些感想汇成总线，便是四个字：全盘西化。”

1931年2月，陈序经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取名曼仙，他十分喜欢这个女孩儿，名字取“出生在日尔曼的中国仙女”之意，此后，陈序经的子女都是以出生地取名，依次为穗仙、其津、云仙、渝仙。后人戏称为陈氏五仙。

曼仙出生之前，陈序经已患上肺病，终日咳血不止，医生嘱其至少静卧一年以上，其时父亲陈继美也频频发病，时不时拍来电报催其回国。陈序经于是便于当年6月从香港登岸。

回国之前，上海北京等地高校都发来邀请函希望他能入职任教，但他考虑父亲身体，不愿离海南太远，而海南又没有合适的学校，于是选择了在广州的岭南大学，他对这所曾经养育了自己的学校还是有着深厚感情的。

刚刚来到岭南大学，他便与勒克教授一番理论，随后便是扑天盖地的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论战让他疲于应付，加上他回国之前便肺病咳血一直没有痊愈，当年暑假时，论战正酣之时再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立即返回海南老家，其身疲矣，其心惫矣，一时情绪十分低落。

当年的8月27日是父亲六十大寿，他本计划为父亲祝寿，结果落空，“哥哥当年因患病无药可治而死，母亲和三弟也因小病而亡，父亲又因手术不高明而死（其父膀胱结石，本不至死，因手术时消毒不净，感染而死），中国医药不讲究，以致本不该死而死，是何等悲惨与痛心之事！”

往事种种，让他坚定了提高中国医学水平，向西方医学看齐的念头，这一方面加强了他全盘西化的信念，另一方面，他在后续的工作中着力加大对医学教育的投入。北上南开大学后，他极力主张在南开大学开设医学院，重返岭南大学任校长后也将早已关闭的岭南大学医学院重新开启，并聘请国内一流教授主讲，医学院教授的薪资是其他院系的两倍之多，而且在他治下的岭南大学医学院的教育设备也是国内最先进的。

1958年春全家福

他本来是将自己刚刚写好的《中西文化观》一书做为生日礼物送给父亲的，一册本是寿礼的册子竟成了一部为哀悼而匆匆赶就的悼文，“我那早逝的母亲兄弟和我因医疗手段失误而死去的父亲，都可以说是生存在我们因袭固有文化，和目前中国的奇形怪状的文化下的无数牺牲者中的一二个。”陈序经把自家亲人的死与他所研究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是他放弃中国文化，转为“留国粹纳西精”的全盘西化理论的又一坚实基础。

4.驳“十教授宣言”

陈序经处理好父亲的后事之后，立即应复旦大学之请北上任职。1935年初，针对全盘西化的宣言性文章《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发表，事隔经年之后再一次成为全国性中西文化论战的导火线。

这篇文章由《文化建设》月刊发行人樊仲云发起，以王新命、黄文山、萨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署名而被后世称为“十教授宣言”。作者中最有影响的有当时的北大教授，后来曾出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的陶希圣，商务印书馆馆长何炳松等，如此显赫的人物合众人之力对尚无太大名气的陈序经大打出手，实在让他“既惶惶然又受庞若惊。”

宣言开篇即称“我们看不到现在的中国了。有的人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有人则抱着欧美传教士的脚；有的人以为中国该复古，有人以为中国应当完全模仿英美。”随后给出了十教授的答案：“要而言之，中国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不守旧，不盲从，根本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此文一出，学界侧目。上海随即举办“中国本位文化座谈会”、南京北平广州济南等地也紧跟着展开大讨论，参与其中的包括罗家伦、马寅初、王世杰、蒋梦麟、梁漱溟等绝对主流的学术权威。陈序经孤军奋战却也不惧，撰文犀利直指要害，《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嘲笑十教授宣言“自从发表以来，为时虽不够两个月，但是因为得了不少要人的同情，吁请了很多教育界名流去点缀，结果总算是风靡全国，震动一时了。”并直言其核心思想是“折衷派立场，不折不扣的为复古与守旧找托辞寻美衣，至多跳不出三五十年前张之洞所画的圈子。”

他在文章的最后反斥了十教授所言的“吸收欧美的文化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我的回答是：我们七十年来已经把渣滓都吸收过来了，而且这些渣滓，已很不容易除去。所以我们今后应当格外努力把精华都吸收过来，新吸收的精华加上早已吸收了的渣滓，不就是全盘承受了吗？”

任岭南大学校长时的陈序经

当年三月，连大文豪胡适也加入其中，使这场论战达到精彩的顶峰，而“西学国学第一人”胡适的观点竟与陈序经惊人的一致。

胡适是在三月的最后一天参加了北平组织的座谈会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力挺陈序经的，将十教授“隐藏着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的面具撕碎。鲁迅也不甘沉默，在胡适发声一周后发表《“寻开心”》一文，文中也为陈序经喝彩，将北平大学教授李季谷为《宣言》投赞成票和广东教育厅编辑的《经训读本》合二为一加以批评，并将凡此种种的论调定义为“不过是寻开心罢了。”

随后十教授又推出《我们的总答复》一文再次反驳，陈序经则发表《读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后》再次予以回击，甚至直接指出了十教授如此狡辩，实则“不明了所谓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有着一种共同的基础或性质，又无法具体地指出这两种文化有什么根本的差异，同时好像忘了这两种文化都不是中国本土文化，而恰恰都是西洋文化。”

中国自古便有“书生论政，文章救国”的英雄情怀，连胡适和鲁迅都参与其中的论战，其他学者当然也不甘寂寞，与罗隆基、闻一多并称“清华三才子”的吴景超、潘光旦、张东荪、张佛泉等也纷纷振衣下场向陈序经开炮。而这一场论战，陈序经是真正的孤胆英雄，当别人抓住他的小辫子声称他是资本主义的走狗之时，他一再辩称自己所谓的“全盘的西化”其重心不在于“全盘”，而在于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导地位的论争，而太多的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行折衷派之能事，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假新文化运动”，而“你们不外是认准了我的‘全盘’是连渣滓一起带过来这一罪状，借以打压文化的西化。”

1935年冬，陈序经将自己在此次论战中的文章整理成《全盘西化论》一书，计五万字，在此书的最后，陈序经总结说：“我虽主张全盘西化，我并不反对人家研究固有的文化，也不反对人家保存固有的古物。全盘西化的人，不但不会焚《论语》，而且于大学里有些人研究《论语》表示尊敬和同情。这就如同你在西方的图书馆里，西方的图书馆应该是典型的‘全盘西化’了，但是在那里，你依然能看到书架上摆着《论语》，且太多西方人在认真的翻看它，也没有因翻看他而‘全盘汉化’。”

此书于1937年交《大公报》代为出版，已经排印了三分之一时，战事突发，天津《大公报》报馆被毁，未能付梓，是为一憾。

5.东北区319号

陈序接受南开大学邀请，任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及教育长（副校长）长达十四年之久。行政事务并未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其所作《暹罗与华侨》一书中对政治和教育等方面如何保持中国国体的同时进行西化有着切实可行的详尽类比。

抗战中，陈序经是最早到任的西南联大教授，35岁时还因其卓越的领导能力成为西南联大最年轻的学院院长，比很多学生的年龄还小。西南联大因战乱多次搬迁，他带着一家老小和师生从北到南再从东到西“在中国版图上走了个大十字”，早年间他多次在国内外奔波，得了个“旅行教授”的雅号，抗战时却成了“流浪教授”。

当时国务已乱，教育部连教师工资都无力支付，很多学者卖书为生，闻一多与梅贻琦的夫人也曾摆摊出卖旧服，沈丛文等甚至登出广告，代写祭文碑文墓志为生，陈序经自家五六个孩子，尚且朝不保夕，但是得知法律系主任燕树棠一家七口俱在街角摆摊，便设法筹了些钱送去，恳求他“以后不要再当街摆卖了，没有钱可以告诉我一声。”

获伊利诺斯大学博士时的陈序经

1946年10月17日，建校42周年纪念日也是南开大学的复校日，曾被日军炸毁的南开大学在天津重开，此时的陈序经身兼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及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三职，陈序经的同事，岭南大学教授端木正曾问过他：“你一个年轻的广东教授，怎么到了天津会受到张校长如此重用？”陈序经就给他讲了一段往事：有一次南开经费困难，急需一笔钱周转。陈序经得知消息，坐在办公室打了几通电话，钱就借来了。张校长问，你用什么担保？陈序经答：“没有担保，靠朋友交情。”张校长又惊又喜：“办私立学校要靠两桩本事，一是能找钱，才是能找人，现在你都能做到了，我老之后，后继有人，无忧矣。”

两年之后，张伯苓恳请陈序经接替他出任南开大学校长一职，同时岭南大学也向陈序经发来邀请，请他出任岭南大学校长。《岭南大学简史》中有如下记载：“校董会选择陈序经继任校长。他是出色的社会学家，过去在南开大学教书10（原文如此，应为14)年，同中国最受尊敬的教育家张伯苓关系密切。张伯苓曾希望他接替自己的职位，但陈的老家在华南，他更愿意回到他曾经就读过的岭南。1948年8月1日，他作为副校长担负起岭南的行政工作，一年后当李（应林）校长正式辞职后，他成了校长。”

而陈序经对这一选择的回答很简短：“故土难离。”

岭南大学的时光是他一生中最安逸也最感成就的时光，他深知一流大学，教授是关键，为岭南大学聘请教授，是除了文化论争之外陈序经履历中最辉煌的一页。建国后他曾向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回忆说：“当初岭南大学聘请到数十位一流教授，每个人都是我亲自去请的。”这些教授的名单里，有吴大业、陈永龄、郑曾同、蒋相泽、钟一均，这此名字或陌生或熟悉，但都无一不是当时国内学术界的凤毛麟角，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文学院院长，新中国最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其他还有陈寅恪、姜立夫，而陈序经的学生中，有一位叫陈文统的，毕业后还是由陈序经推荐进入香港《大公报》任职的，陈文统后来使用了一个笔名叫梁羽生，相信没有人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1950年，全国高校开始有计划的合并撤裁，院系调整后，当时全国高校从211所合并为182所，原广东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和广东法商学院等四院合并为现在的中山大学，校址定于原岭南大学的康乐园。

中山大学陈序经故居

从此中国文化史上再没有岭南大学这个名字。

康乐园东北区17号，现在改为东北区319号，是陈序经住得最久的居所，直到1967年陈校长去世为止。

时至今日，这座小楼依旧孤傲典雅，桃李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