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的意思在名字里（学奕翻译的意思）

参考资料：《译心与译艺：文学翻译的究竟》童元芳 著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1翻译语言必然有局限

小赫胥黎是这样定义语言、科学和文学的：

“把语言所说不清楚的，说清楚了，是科学；把语言所不能表达的，表达出来，是文学。因而，我们可以说，语言的延伸，成了科学；语言的不足，化为文学。”

严复对于翻译定了个很有名的标准，就是要“信、达、雅”，他自己身体力行，力争做到三者不缺一，但最终并不怎么成功。因为如果对一篇文字如此面面顾到，其结果必然是面面俱失。

信、达、雅作为理想，是很远大的。但作为目标悬在空中，则不易实现。

按照小赫胥黎的思路。我们可以把表达思想、沟通感情的工具——语言文字分为三大类：

常用语言。用日常语言能够说得明白的。

科学语言。就是各类数字、图画、定义、逻辑、符号加以补助的语言，因为在这类场景下，单纯的日常语言并不能够清楚表达作者的含义。

文学语言。用烘托、渲染、比喻、讽刺、幽默等手法，表达用日常语言无法表达的场景。

信、达、雅要满足哪个点，取决于语言文字所在的场景。如果是报纸上的普通日常用语，则做到“达”就可以；如果是科学文献，主要求“信”。对于“信”与“达”，是需要训练的。对于训练不足、不能传达任何信息的人，不能迁就，而要训练。

但是对于文学语言，就没有必要苛求字对字的准确，句对句的工整和端对端的整齐。文学语言的“雅”，是基于对于全书气氛和宏观架构的鸟瞰。于是，文学的翻译不能用任何肯定的方法，只有求之于从模糊中显出要表达的意思来。

求“雅”是文学作为艺术的唯一要求，“信”和“达”是不能列为要求的条件的。

因此严复的“信、达、雅”，在某种程度上是翻译家们的噩梦。徐志摩、鲁迅、梁秋实，看他们自己的作品，都可以称之为文学大家。但是翻出的作品就惨不忍睹，这就是因为严复的“三标准”将他们害了。不管这些大家自身外语如何，文学素养如何，就为了满足那些不必要的“信”与“达”，而把好作品翻译得面目全非。

相反地，林纾这样一个英文字都不识的人，在翻译上的贡献却很高，为什么？因为林纾不求“达”和“信”，只是通过道听途说“二次创作”。即使他的译文和原著的立意差之千里，至少还是可读的“文学作品”。

如果真的要求翻译文学语言做到“信”、“达”，那最好的方法只能是不译，或者干脆不承认有翻译这回事——这有点像因噎废食。所以，我们只能取下册，抓住原著的精神，营造气氛，取其宏观，观其大者。至于字句的斟酌和锻炼，偶尔遇到佳译应当珍惜，但绝对不能强求。

值得翻译的东西，只有文学方面的语言，而做文字的翻译，只有不顾零碎的细节。不是不愿顾到，而是顾不来。

如诗人所言“丹青难写是精神”，翻译家们优先考虑的是气韵，是格调。不可能做到“信、达、雅”的面面俱到。

2 翻译，不该译的别译

翻译就是要把全部的内容都翻译成大家能看懂的文字吗？这听起来很废话，但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

从词根上探源，翻译与其说是字的移植，不如说是语境的搬运。一些译本，我们一个个地看，没有任何语法错误，但整篇故事读下来，就感觉不对，这就是译出的文字失去了原著的语境。法文的“Oui，monsieur”作为独立的短句，可以直接译成英语的“Yes，sir”(是，先生)。但如果这个短句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法文小说里，翻译的时候就要小心了。“Monsieur”在现代法语里已经是很常用的词了，但在英语和中文里，我们不会管一个出租车司机叫“先生”，所以，翻译此时既要考虑到原著中对话双方的身份关系，也要懂得现代语言中的称谓习惯。

有时候，一些词可以选择不译，比如有一种说法说《基督山伯爵》里的“Monsieur”就应该保留原法文，而不是译作“Sir”或者“先生”，因为这个词反映了故事背景所处的十九世纪的法国情调，故事中的“Monsieur”，不仅是一个称谓，更加反映了当时特殊的社会风气。

那么将英语换成中文，会怎样呢？比如托尔斯泰著名的《战争与合拍》，俄文原文中那些法国贵族的彼此对话，就是用法语，还一说就是一大段。欧洲任何一种语言的译本，都会尽量保留原文中使用的法文，因为这反映了当时俄国贵族以法国文化为时髦的背景，与故事背景的俄法战争是有联系的。即使欧洲人并不都懂法文，因为用词和语言习惯类似，至少也能猜出这些对话的大致含义。可中文译本怎么办呢？全部翻成汉字，倒是可以让读者知道这些贵族在说什么，但读者可能就不能领悟那些贵族讲法语背后微妙的心里状态了，如果读者不能理解贵族们的文化认同，自然就很难理解故事背景俄法战争对于故事的影响了。

书中记载了多种中文译本的处理方式：有直接删掉的；有从美国译本的英语转译成中文的；有从日文译本转译成中文的；有俄文直译的；也有直接用括号将译文加在法文背后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原著的一些要素不可避免或多或少会被磨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法文译本“译”法文的场景。

外国人翻译华语文学，也没容易到哪里去，尤其是遇到钱锺书的《围城》。在《围城》这部作品里，钱在很多地方都会用掉书袋的方式来评论人，英语，法文，手到擒来。此时，英语译者和法文译者该如何取舍呢？书中列举了两个例子，一就是保留原单词，但在单词后加破折号，附上一段通俗的解释，以贴合钱锺书原作的讽刺含义；如果这些外来词出现在人物对话里，译者则会用斜体表示，以资区别。国内《战争与和平》的法文部分采取的就是后一种方法。

3 开什么样的车，上什么样的路

牛车土路上固然不能开火车，火车铁轨上也不能走牛车。一旦有错误的认识，必然造成不可救药的灾难。所谓驾轻车而就熟路是车与路的适切配合。

中文译文的风格，也应该与原著语言风格和文字背后的含义贴合。不恰当使用文言文，让人觉得迂腐刻板；滥用白话文，文字就冗长拖沓。

作者以《快乐王子》译文，赞周作人文言文的境界，而认为巴金误解白话文的定义，导致他的创作和译作都累赘，白话文写得不好。

作品中的“缩写”可能是作者的暗示或者隐喻，脱离了语境，这些句中之意也会被掩盖，优秀的译者首先要能看透文字下的隐秘，用母语尽可能还原出来。

中文白话文，与优秀的英语创作相比，有时候会显得苍白贫乏。这时候需要译者的注释，以增待减，不如此便译不出原文的感觉。

作者认为翻译文学作品最好不加小注，内容有新观念或新事物插入，小注自然形成。小注应看做译者的笔记，不能作为译文的字典。

“无始、无终、无我”，是相对论引出的新观念，但中文中早已有之。看似共同，实际含义不同，强行将二者等同，徒增误解。小注能够消减这种误解，但这不代表译者不需要努力，恰恰相反，“小注”是只有专业译者意识才会产生的。由此衍生，互联网不能代替个人思考，精密的机械翻译不能取代读者的感性理解。现代人，应该在生活中有意识地做一些“小小的注解”，这是现实与理想、观念和实践的粘合剂。

4 散碎小记

人们对于颜色的认知，也要考虑文化的背景。比如《红楼梦》的翻译中，红色是中国文化中代表喜庆的颜色。但在英国文化中，代表欢愉的则是绿色。于是要让英语读者能够领悟颜色的隐喻，英语译者译为“绿楼记”反而“红楼梦”更好。当然，直接按照“石头记”翻译就不用考虑那么多问题了，但《石头记》这个名字背后的含义，很多中国读者都不清楚，更何况是读英文译本的读者呢？

现在人很多人不用“家人”，而用“家庭成员”——这本是“familymember”的直译，用的中文本身“不纯”，就更加无法搞清中文和英语的差异了，翻译的质量自然比过去落差大。“知己知彼”，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基于文言的旧诗不必尽废，基于白话的新诗不能专行。——《诗人和译家》

西方哲学中的“good”和“goodness”译作中文可以译作“善”，但“善”和“good”并不是一回事。英语中含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说是“a good”(集装箱货物也是good)，但中文中的善却不是这一回事。将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译作英语的时候，就不能按照字面含义去想当然。中文中的一些“微言大义”，一些可以译，一些不能译。《论语》《孟子》《道德经》本属于不可译的一类，但有的译者全力去做，结果却挺好。我曾听说过一个说法，说是如果不懂《论语》，可以考虑从英译本开始，因为中文执着微言大义，而英译只能选取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转述，反而让人有了方向，不至于迷茫。《把自己作为方法》里，向飙老师也提过：说中文前用英语思考，理解英语时尝试把它用中文表述。在此处得以印证。

白话之于文言，在许多时候好像是泡得太淡的茶，用之于翻译，则似加了太多水的咖啡。

“What is military?”直译是“什么是军事？”但原句是“何谓武？”

“Poetry is a lie,a big lie.”直译是“诗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原句是：“诗是弥天大谎。”

译文和原句粗看起来是一个意思，但稍作思考就发现，白话文的译文相对于文言文原句，实在是太浅薄了。这不只是中文中会出现的现象，英语中时常也要借用拉丁文表达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含义。

作者提出：译入语的语域一定要与译出语的语域旗鼓相当，这样才可能平分秋色。

如何做到？傅雷先生说过，要多读中国古典文学。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都应该多接触各类语言，多接触同一语言的不同形式。

“cousin”，在中国有堂表之分。今日才知还有“First cousin”、“Second cousin”之说。

曹操和夏侯惇名义上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是堂兄弟，于是他们就是“First cousin”，那么，曹操和夏侯渊呢？书中记载了作者与一些美国同学争吵的场景：作者认为夏侯渊是“uncle”，其他人却觉得是“cousin”。最后竟然整出个“first cousin，once removed”。这可不只是翻译的问题了。在此记下。

表达想念，中文与英语有区别，也有共同。作者认为英语中的“I missed you”(我思念你)类似于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遍插茱萸少一人”，翻译家们在“miss me”和“think of me”中徘徊纠结。英语贺卡里有很多“thinking of you”(我想你)，但日常交流中很少用。现代中国人倒是多说“我想你了”。作者还提过他在香港看到一张卡片，没有文字，只是画了个衣架，意为“我好挂住你啊！”，“挂住”是广东话里的“想念”，作为意象，衣架倒是和“茱萸”有异曲同工之妙。英语中的“hang”，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用法。

作者认为，杜甫的《有客》《宾至》《客至》都可以译成“a visitor”，梭罗的《瓦尔登湖》中的一章“Visitors”可以直接译为“客至”，其中的关键就是“简练”。

弦与“丝字旁的弦”不能混用，可惜电脑输入法根本没有后一个字。

5 清末民初三大翻译家的译风

严复：由学海军转而为社会科学。译《天演论》，将第一人称擅改为第三人称，还夹译夹论。但其译本当时风靡全中国。影响了鲁迅，胡适等文化名人。

林纾：本身不懂外语，听魏易的解说以中文重写出来，虽有故事性但对作品的本来面目可谓是破坏严重。钱锺书是林译小说的粉丝，因为走样的译文心生迷惑，竟然因此学了外语，可算是林译对于时代的意外贡献。

辜鸿铭：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编译过《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影响了张之洞及李鸿章(书中称有史书记载，我应该去找一下)。毛姆，泰戈尔与他也有渊源。毛姆和他谈的应该只是文学，泰戈尔的哲学贡献大于文学，估计和辜鸿铭谈的也是哲学。

6 插画和狭义的翻译

文字需要翻译，可是绘画、雕刻、建筑，不需翻译，不同文化的人们也能有所得。注重“看”的实物不一定需要翻译，但注重“想”的创作，比如诗、小说、说理文章就非要翻译不可。

英国人在书中插图，以及在法国画上画上标题，目的都是为了方便人们理解“想”的创作。以一种媒体补另一种媒体的不足，从广义上看也都能算作翻译。学校教学中的翻译，依然是狭义上的。

插图、标题有也分两类：一类是描绘与诗中相应的，或与文中相当的内容，比如书中的插绘；另一类却是补足创作中的不足，比如莫内的一幅印象画，外行人看不出那是什么，但标上一个《睡莲》的标题，虽然画中形象依然抽象，但外行人好歹能多理解几分。

如此说来，插画、音频，并不是文字创作的大敌。可惜如今，大众审美和艺术创作隔阂愈来愈大，懂行的人不愿意在书中插图，觉得恶俗；不懂的出版方又随意插图，不关心译者的生死，把所有精力放在炒作，制造话题上…我看不出其中的门道，就此打住吧。